中国人高贵的地方，就是可以用平静的方式，讲述这样重大的事情。

我今天终于去电影院看了《二十二》。电影谢幕时，我心情有点复杂。

首先，我为自己并不能时刻保持专注感到一丝羞愧。我得承认，电影有点闷，开场不久，我听到观众席有哭泣的声音，与此同时，也有观众，大概忍受不了毫无波澜的剧情，接二连三地离场。

但《二十二》依然很打动我。主角是22位被强制充当日军“慰安妇”的老婆婆。镜头记录她们的平淡日常，还有她们对过去的回顾，没有揭疮疤，没有刻意煽情，异常克制。

就是在那些克制的镜头下面，我看到了什么叫做“高贵”。

经历过灾难、战争，见识过人性之恶，幸存的“慰安妇”们显露出的，却是克制、隐忍、宽宥、希望，也就是人性中真正可以被称作“高贵”的那部分品质。

“我拍的不是慰安妇，而是人”

如果不是有字幕提醒，不会有任何人认出，片中的22个老婆婆曾经是“慰安妇”。绝大多数的日常里，她们跟所有的老人无异。

大部分时候，导演也是这么处理的：他不厌其烦地拍摄老人们躺在床上扇扇子、在树下纳凉、养鸡、喂猫、做饭、看《西游记》、和小孩玩耍。好像寻常的日子里，从未有不寻常的事发生。

当然这都是表象。你看老婆婆们接受采访的画面，会发现，真正的痛苦和苦难，往往是无法直接诉说的。

二十二位中的朴车顺身份特殊，她是韩国人，战乱时逃到了中国。时过境迁，她改了名字，说着湖北方言，直到有记者来采访，当地人才知道她的韩国身份。

朴车顺还记得年轻时在韩国的岁月，还会唱《阿里郎》《白桔梗》，这两首韩国民歌仿佛是她的民族身份证，象征着她被迫成为“慰安妇”之前的无忧岁月。

毛银梅老人的房间，老人原名朴车顺

战争结束后，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毛银梅，因为“我跟毛主席姓，毛主席爱我们，我也爱他。”她在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。

一个打动我的镜头，是老婆婆李爱莲喂猫。她照顾着五只野猫，做好饭先给猫吃，猫不吃的她才吃。在她的照料下，有只母猫怀孕了，她对邻居说：“那个（猫）有猫娃子了，你看那个肚子，鼓鼓的。”她满脸笑意。

这些生活化的镜头，让我们了解这些老人的日常，知道她们是活生生的，扎在琐碎生活中的平常老人。导演郭柯说，“我拍的不是慰安妇，而是人”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但同样重要的是，这些老人们承受苦难时抱有的态度。

王志凤、符美菊、李美金老人

大部分的老人接受采访时都很平静。其中一位甚至略带自嘲地说：“这么大年纪，有什么说头啊，过去了就过去了。”

但历史的证据注定无法抹去。韦绍兰老婆婆就因为这段“慰安妇”的经历，怀上了日本人的孩子。她的儿子罗善学已经70岁了，因为是日本人的“种”，没有人愿意嫁，他至今未婚，小时候，他的弟弟甚至想杀了他这个“日本种”。

海南阿婆林爱兰是被解放军从慰安所里救出来的，她后来加入了红色娘子军，开始亲手斩杀敌人。年逾90的她，家里至今还放着各种刀具，她年轻时砍过“鬼子”，如果有小偷进来，她也照砍。

你很容易发现导演的温柔和克制，他尽量从侧面去拍摄这些老婆婆，用一个又一个琐碎的故事拼凑那些苦难的过往，多问她们开心的往事。

当不得不问到她们“慰安妇”的那段经历，日本人屠城的往事，导演将镜头转向天空、月亮，让采访对象的脸从最残酷的经历中隐去。

仅凭这些，《二十二》就值得我们进电影院去观看。我们从不缺乏对英雄的崇拜，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，平凡人承受苦难的那种了不起。

尽力不崩溃，继续活下去

《二十二》上映之前，描写家国苦难的电影，主旋律通常是宏大叙事和直抒胸臆，这给我们一种错觉，好像中国人向来是善于直接表达自己感情的，是用大悲大恸的方式消解苦难的。

比如这次力荐《二十二》的冯小刚。几年前他拍的《唐山大地震》，镜头里的徐帆就时刻处于情绪爆发的状态，任何时候，想哭就能哭，想笑就能笑。

但，不是这样的。在真实生活中，中国人面对苦难时，往往不是这样的。

贾樟柯拍摄电影《海上传奇》时，说他最感动的，是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讲述故事的方式：家国兴亡和个人悲剧，他都非常平静地诉说。

贾樟柯说，中国人高贵的地方，就是可以用平静的方式，讲述这样重大的事情。

我不知道，这是不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民族性格的品质，但我知道，很多中国人面对苦难时，就是这样的：在巨大的悲伤下，尽力不让自己崩溃，用平静的方式处理悲剧，继续活下去。比如保姆纵火案后，林爸爸面对镜头，平静地接受采访，隐忍地分析事件，理智地维权。

不代表他们不痛，只是因为他们高贵。

我想，拍惯了《唐山大地震》《集结号》和《1942》这类“大”电影的冯导，很有可能，是被与宏大叙事相反的，更细腻克制的表达方式吸引，才力推《二十二》这部“小”电影吧。

我的一位记者前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：512大地震之后两天，他到都江堰采访。都江堰中医院粉碎性倒塌。废墟上站着一个穿便装的、50多岁的农民，他的女儿在这儿做护士。

起重机吊起一块钢筋，露出了一个穿着护士服的身体。营救人员把护士的头和四肢挖出来，开始清理面部。老头也围过去看，看了一眼，掉头走了。

记者前辈上去问他：这是你女儿吗？老头说：是。又问：你怎么知道的？老头指着鼻子：“我女儿这儿有颗痣，我看到了。”

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老头非常克制平静，就像在旷野上，看到太阳在下山。

记者再问他：你们最后见面是什么时候？他说了一长串：五一回来了一个下午。最后一次打电话是5月8号她妈妈生日，她打电话祝妈妈生日快乐。告诉她妈妈，她买了礼物，下次带回家。她妈妈问是什么礼物啊？她说，我不告诉你，等你看到就知道了。

说到这儿，老头突然蹲下，大哭起来：“她买了什么我再也不知道了。”

这位前辈事后回想，幸亏当时他还没有孩子，否则他绝对没有勇气问出那些问题。而这个老人，一开始平静得出奇，其实是巨大悲伤裹挟下的坚忍。

还是这位前辈，跟我讲了另一个故事。他到云南采访经历松山抗战的滇西老兵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日军共有3次整个联队被歼灭，其中一起就是在松山。我军死亡7763人，日军死亡3000余人。抗战胜利后，那些老兵就在滇西扎下了根。

一个老兵后来回忆：“我还是一下雨，就做梦。梦见我的战友，我们还在打鬼子，到处是炮声和战火。有时醒来，发现只是外面在放鞭炮。”

讲这些时，他的脸上是很安详的。就像《二十二》中的慰安妇那样，平静地生活着，只是有时会想起战争带来的恐惧。

对苦难坚忍和克制，不代表苦难本身可耻

可惜的是，坚忍和克制这种面对苦难的崇高品质，很多时候被误解了。很痛心，有些人选择谴责的，是苦难本身甚至苦难的受害人。

最典型的例子是，2016年底，上海虹口一家叫“海乃家”的慰安所旧址被拆除。在普通民众和相关机构眼中，“慰安妇”是个耻辱的话题。虹口区文物遗址史料馆的馆长当时说，在学校里有这么一栋房子，对学生影响不好。

一些市民也说，“慰安妇”是个耻辱。

我想起《二十二》电影一开始，是一个韩国摄影师在讲述。他一直在关心毛银梅老婆婆的生活，还给她带来了韩国音乐和地图。他还在韩国发起为毛婆婆筹款修缮房子的活动。

在对待“慰安妇”问题最坚决的韩国，孩子们很小就会被组织学习相关历史。《二十二》里有个来自日本的志愿者米田麻衣。她2008年加入“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要求支持协会”的组织，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前往陵水、保亭等地看望阿婆们，与她们生活在一起。她们死去，她痛哭。

相比之下，我们的民众和史料馆馆长差得太远。

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，我觉得她很美

在苦难面前坚忍和克制，不代表苦难本身是可耻的。

这些老人，如今只剩下八位，但她们不该被遗忘。

请记住这些名字，她们是：陈林桃、张先兔、李秀梅、骈焕英、郝菊香、赵兰英、任兰娥、何玉珍、刘风孩、曹黑毛、李风云、毛银梅、陈亚扁、黄玉凤、黄有良、陈连村、符美菊、王志凤、李美金、王玉开、林爱兰、符桂英、李爱莲、韦绍兰、刘改连、张改香。

如果我们自己都试图遗忘自己的历史，为之感到羞耻，还有什么立场喊着“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”呢？

截至今日，上映五天的《二十二》票房达到7800万，完全超出了导演“过600万就满足”的预期。《战狼2》的票房则将突破50亿大关。这两部完全迥异的影片代表了国人对战争的两种思维。

《战狼2》50亿票房的贡献者们，有一些是经历过战争的老兵，最多的还是军迷和没经历过战争的90后年轻人。相信我（因为我就坐在人群里），当荧幕上的吴京在海外喊着爱国口号时，民族主义的荷尔蒙充满了整个朝阳大悦城的放映厅。

而《二十二》里，冰凉平静的镜头下，曾经被迫成为“慰安妇”的老婆婆们，都在痛恨日本人，但也都在告诉我们，希望这个这个世界不要再有战争了。

电影最后的字幕，是陈林桃老婆婆的一句话：“希望中国和日本一直友好，不要再打仗，因为一旦打仗，会有很多人死去的。”

我还被韦绍兰老人的这句话打动：“这个世界红红火火的，吃野东西也要留出命来看。”

感谢这部纪录片，让我认识这群高贵可爱的老婆婆。